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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《纽约时报》5月21日文章，原题：并非每次发生大流行都需要有人担责3年前，当我站在第一个新冠肺炎患者床边时，我很难理解为何一个健康、相对年轻的人会病得这么重。对病毒的未知令人恐惧，即使穿着防护装备，我也屏住呼吸，意识到自己的脆弱。

几个月前，父亲给我打电话，告诉我他的病毒检测呈阳性。他已经接种了疫苗，所以我并不担心他的健康，但我很沮丧。我很快感到我的失望变成了一种评判——他本可以更小心的。

当我反思自己的反应、病毒的致命威胁以及它给人带来的不便时，我发现这种病毒是与道德交织在一起的。从最早的新闻报道开始，公众就经常根据种族、潜在病症或政党来指责病毒的传播。人们认为医护人员不会受这种氛围影响，因为他们理应关爱所有的病人，不管他们对自己的疾病负有什么责任。但是我们必须承认，当面对恐惧和不确定性时，我们这些在病床边工作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。

长期以来，疾病一直是用来对付那些被视为“他者”的武器。从14世纪的黑死病到结核病和艾滋病，这些例子在医学史上随处可见。当人们受到惊吓时，他们会寻找替罪羊，创造一种有可能是错误的叙事。在这种叙事中，疾病是一种惩罚，而不是随机的不幸事件。

当然，医务工作者经常接收自作自受的病人。我们为那些因多年酗酒而肝功能衰竭的患者，以及因数十年不良饮食和缺乏锻炼而心力衰竭的患者进行器官移植。我们在医院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为了给患者第二次机会，只护理不评判。然而，无论我们的病人在他们罹患的疾病中是否无可指责，苛责他们的想法还是有的。例如，当我们看到肺癌患者时，我们会提到他们是否有吸烟史：从不吸烟却有肺肿块的年轻母亲和一个烟龄50年的老人会得到不同反应。我们提供的药物一模一样，但思维差异却会影响我们框定问题和理解世界的方式。

无法解释的疾病是可怕的，它提醒我们，无论做什么，无论多么小心，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生病和死亡。它提醒我们，没有人是安全的，这就是新冠肺炎让我们这些医疗行业的人如此恐惧的原因之一。这种疾病不仅打破了医生和病人之间的界限，而且摧毁了他们。起初我认为，脆弱可能会增加同理心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同理心减弱了。我们将彼此划分出明确的界限。

新冠肺炎疫情这场大流行正在减弱，但还会有另一场。我想说的是，医护人员会学习，会变得不同，无论是在病床边还是在医院外。我们会表现出风度，明白互相指责只会让我们更加分裂。但我会回头看看历史，想到我们对未接种疫苗者的看法，想到许多疾病带来的耻辱，想到我们很少愿意承认运气的作用。我不禁要问，下一次大流行来临时，我们该怪谁呢？